在河泊所遗址读懂西南边疆“从多元到一体”（下）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绘制器物标本。
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河泊所遗址现场进行清理发掘工作。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益州太守章”
展开剩余76%“河泊所遗址汉代简牍的出土，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简牍学家、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评价。这批简牍内容丰富 ，包 括 文告 、往 来 文书 、司 法 文书、户版、书信和典籍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1 简牍中发现两汉十二位皇帝年号
简牍中发现了西汉、东汉12位皇帝年号，从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年代跨度近300年，表明两汉中央王朝对云南实行了长期有效治理。简牍中发现了“滇国”滇廷”“滇相”等记载，显示古滇国和益州郡同时存续了一个时期，而且中央王朝派遣了官员协助滇王治理滇国事务。
此外，“滇池以亭行”“益州太守府以邮行”的简牍题检表明，益州郡建立了联通内外的邮亭传递网络。记载《论语》的简牍表明儒家思想在汉代已在西南边疆传播。户籍简牍则证明汉朝已在益州郡实行编户齐民的制度，实现了社会治理的进步。
与简牍同步出土的还有大量封泥。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河泊所遗址已发现2000多枚封泥，主要出土于河道边缘的灰烬堆积中，大部分是官印封泥，还有私印封泥、道教封泥、无字封泥等。
在石寨山考古工作站，记者见到了这批珍贵的简牍和封泥。考古队员谢霍敏介绍，与古滇国和益州郡有关的封泥有“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等，说明汉朝在益州郡采取了“郡国并行”的双重治理体制。
官印封泥中与上级有关的封泥有“益州刺史”等，与周边有关的封泥有蜀郡、犍为、广汉、永昌、交趾等郡太守章，与属县有关的有滇池、建伶、双柏等20个县的官印封泥，显示益州郡与上下内外的公文往来非常紧密。
私印封泥涉及大量人名，印文既有张、王、李、赵、宋、高、陈等常见的汉姓，还有诸如“雝（yōng）序”等疑似少数民族汉语姓名，这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直接体现。
2 印证中华文明在边疆的演进特质
河泊所遗址考古研究的丰富成果，不仅勾勒出古城的轮廓，更深刻印证了中华文明在边疆演进的特质。
——揭示了益州郡郡治面貌，实证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长期有效行使治权。蒋志龙介绍，考古发掘初步揭示了益州郡城址的主体结构和功能分区，城址主体结构由外环壕、护墙、内壕、城墙四部分组成，城内有东西向主干道，道路两侧有大型官署建筑遗迹，还有房址、水井和灰坑等。
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推行郡县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认为，设置益州郡是一个里程碑事件。从益州郡设置开始，多民族聚居的云南开启了融入大一统国家的新阶段。
——见证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陈伟认为，汉朝设益州郡后，将文书、职官、户口、赋役、法律制度等系统地扩展到云南地区，开展有效治理，为开发西南边疆、建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指出，就我国历史上边疆与内地的关系来说，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河泊所遗址考古的新发现，为西南边疆与中原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很好的考古实证。
——反映了西南边疆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学家王巍指出，纵观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虽然有分有合、进程曲折，但从多元走向一体，国家统一始终是发展的主线。河泊所遗址的新发现，完善了滇池盆地从商周到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是西南边疆从多民族地区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的考古实证。
蒋志龙介绍，河泊所遗址的发掘成果证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一个缩影。
目前，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积极推进，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整理、研究阐释等工作仍在进行。考古学界相信，将有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 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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